早在汉代，在郡县制内部即建立以 道为代表的自治机关，在王朝疆域内的民族聚居区设道。
而且，这个方案比较容易在法律上实现，只需对《突发事件应对法》目前的规定稍作改动，将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就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作专项报告，修改为在本级人大的下一次会议上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一并报告即可。无论是全民响应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属三大爱国号召的抗美援朝运动，还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核垄断、核讹诈，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搞出两弹一星，抑或是在前苏联核威胁之下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国家动员所激发出来的人民伟力一次次创造了奇迹，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于体制内部的官员来说，动员的目的是在其法定职责的基础上叠加政治意识，从而改变规范其行为的合法性机制。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官方话语并不只有一种叙事方式。这一思路承认如下三个前提：（1）在法律系统无法为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提供进一步的能力拓展空间时，国家只能诉诸政治机制，也就是应急动员。还有部分被问责的官员不久后会得到起复，也部分对冲了这种副作用。[55]（2）即使不存在应急策略上的优劣之分，被问责的官员也有可能基于熟悉情况的优势，加上吃一堑、长一智的危机学习效果，以及知耻而后勇的自我激励，更适合继续领导或者参与后续的危机应对工作，其继任者反而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试错成本才能达到同样效果。
从20世纪的后半叶直至本世纪初，无论是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这样的重大灾害应对当中，还是在开采大型油田、建设大型水利枢纽这样的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当中，中国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国家动员。但是，应急动员战时话语中隐含的压力机制也潜藏法治风险，并可能对应急目标本身的实现形成反噬，不利于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数字科技兴起恰恰是社会分化和复杂性增长的历史产物。
这个预告认为法律的不学习被机器学习取代，规范性预期被认知性预期取代，法律被代码和算法取代。为了实现法律规范的封闭运作，作为中心的司法必须组织化、职业化和程序化。组织化是通过司法组织约束和保障法官，使之必须按照法律的方法和规范来做出裁判。这意味着现代法治不仅是规则之治和司法之治，而且还是正义之治。
（一）法的自主性之时间维度 法律系统的分出是法律系统从全社会当中分化出来，即法律与经济、政治、宗教、科学、教育、艺术等社会脉络区别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这意味着司法面向具体个案纠纷。
四是克制主义与能动主义的差异。从法律现代化角度来看，现代法治不仅是规则之治，而且是司法之治。这两种问题意识揭示了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因为法治就是捍卫法的自主性。
（二）法的自主性之社会维度 从社会维度来看，法律的功能涉及预期结构的制度化。这种自我认识的悖论正是斯芬克司之谜的魅力，而法的自主性正是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悖论。因此，法的现代性及其法治理想不仅预设了法的自主性，而且还会在法理论上要求捍卫法的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功能正是借助法官及其决定之组织化，实现预期结构的制度化，进而使社会的规范性预期得以稳定。
一旦数字信息技术可以完全取代法律，这意味着法律的功能丧失。职业化则要求律师必须按照法律专业沟通的方式来帮助法官处理纠纷。
法律对时间差异的漠视是以法律系统建立自身内在时间为前提。与古代正义观不同，在现代社会，个人观念和社会文化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契约的互惠性观念支配着社会的正义观念。
社科法学关注法律实践的事实维度，如行为和社会结构。前者形成的预期是认知性预期，后者形成的预期是规范性预期。譬如，我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封面、作者、主题、结构、风格等都在同一个意义脉络中不断向我呈现。因此，权力分立尤其立法与司法的分化是现代法治的基础。第二种模式则强调满足社会大众的司法需求，以司法的民主化和平民化为导向。其次，法律系统的分出是以规范性预期与认知性预期的分化为前提。
因为二者都各执一端，而看不到体系的规范性与语境的认知性是彼此一体的，同样也看不到原则的冗余性与后果的变异性是彼此相容的。质言之，当下法律运作的时间化就构成了一个闭环。
不过，如果协商失败或契约不履行，那么，规范性预期就只有通过获得第三方的支持来实现。基于这个区分，法理论对法的自主性之描述，属于法律系统的自我描述。
社科法学要求司法裁判的论证要考虑社会后果，强调具体社会情境对裁判的影响。他们的体验和行动是受到预期意义内容的引导。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系统在事物维度上的分出是以法律系统的同一性为前提，同时，这也是法的自主性之前提。这意味着法律规范的形成具有制度的反身性。（一）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之争 在中国法学语境里，围绕法治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的最初争论是以法的现代性为问题意识之起点。程序化则要求法官和当事人等必须按照司法程序权限来参与法庭运作。
这三个方面都是以法的自主性为前提，即法律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法律制度及其运作不受经济、政治、宗教和家庭等社会因素的人为干预。因此，法理论必须探讨在数字科技时代法的自主性之条件，以捍卫法的自主性。
五、结语：法治就是捍卫法的自主性 法治是现代中国法律秩序的理想图景。因为司法决定是一个法律沟通，而民意则涉及另一个社会运作过程，如大众媒体的沟通或者是社会运动的沟通。
法律统一性悖论的暴露会导致法律系统运作的停摆，因为悖论使法律系统的沟通运作无法衔接下去。另一方是以大众主义为导向的民粹司法论，强调司法应积极回应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主张公众积极参与司法运作，使司法能够有效吸纳民意并反映民意。
摘要：法的现代性及其法治理想要求捍卫法的自主性。为了展开法律二元符码所带来的悖论，法律系统的沟通运作就必须为二元符码的分派提供条件纲要，即为法与不法的决定提供条件化的规则。二是事实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差异。两种视角的冲突，使法的自主性问题变成了一个悖论。
这种张力的产生与前述两种司法模式的形成基本同步，同时，这种张力也激发了人们对两种司法模式的争论。在现代法学理论中，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是支持和捍卫法的自主性。
这种区分或者法律系统在事物上的分出是以立法与司法的分化为前提。质言之，法律论证是以法的自主性为预设。
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社会不断分化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历史演变产物。如果第一种论证进路属于形式法治，那么，第二种论证进路则体现实质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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